2026/4/14
《抓馬戀人》（The Drama, 2026）
覺得劇本走險棋，不確定成不成功。（以下有劇透）
這部片很像是一種思想實驗，一方面有大的敘事嘗試，關於如何脈絡化校園暴力犯罪，這究竟是屬於「我們」的黑暗面，還是一種必需被排除的心理變態？進一步可以延伸到道德政治對立的時代框架。另一方面電影又玩了戀人間的小敘事，如何相遇、認識如何詮釋另一個人。
最後多少讓我覺得成立的地方在於，這故事我把它當成描寫當代美國青年的意識如何被時代社會暴力背景所侵蝕，以一種小文青荒謬類喜劇式的形式展開。加上男女主角的表演也滿好的，Robert Pattinson 和 Zendaya 大抵上不會出錯。
說到底這還是比較偏男性觀點的敘事，整部片都是在描寫男主角如何反應他聽到的秘密。雖然也有一些女主角的觀點，但這故事情境的本質就是在考驗觀眾如何理解女主角，所以沒法處理的很平衡，可能也不必要？
男主角後來一時昏頭身體出軌未成，我不太知道這是不是有意把這件未遂的事件類比到女主角未竟的犯罪計劃？但回想起來比較像是為了讓結局有理由大鬧一場的設計，因為這就是類型模版的慣例。比較寫實的處理是角色的心結會拖到結婚多年之後，但這樣就不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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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4/15
《3670》（2025）
電影比我預期的還細膩很多。
脫北者和入圈同志在片中被類比成都是為了「追求幸福」，但他們面對的現實一方面是困在侷限的人際圈而難以融入更大的群體，另一方面則是被逼著要推銷自己，無論是參加一場又一場的男同志聚會，還是參加入學面試為了擠入開放給脫北者的升學窄門。同時主角的南韓朋友們也同樣陷入各自想逃離的困境，可能是不友善的社會眼光，或是找不到工作的經濟現實。
電影關注脫北者和同志圈人際關係的動態張力，以及主角身處其中的不安與懷疑。電影從沒完全否認別人認為主角只是「小鴨」的描述：他只是對第一位同志好友產生了情感依賴。但在電影的最後，他還是必需改變自己的外在性格來融入圈子之中，包括學會流行歌曲上台唱歌，並戴上耳機接受這其實是一個人們刻意包裝自己與隔絕自己的社會。
故事沒有太多狗血的戲劇衝突，最後某些故事線的收束也難免有過於溫情之嫌，但電影中的「幸福」多少是個曖昧不定的狀態，你只是從一個現實逃離到另一個現實，拾起又放下那些或許真摯卻也短暫的感情交會，然後繼續努力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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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4/18
《隱蹟之書：重寫自我》（Palimpsest: The Story of a Name, 2025）
週六在華山看《隱蹟之書：重寫自我》，導演雪美蓮有來映後座談。
電影很動人，想到《莎拉波莉的家庭詩篇》（Stories we tell, 2012），它們的偽家庭紀錄片形式有些精神上的相通，這兩片我都看到會哭。不知道打中了我什麼？
只是整部片雪美蓮的作者觀點很冷靜，通常拍家庭故事總有自我曝露的時刻，但這部片幾乎沒有提她對父母的私人感受，只在後段有一句台詞才提到他父親其實有情緒控管的問題，暗示了家庭內的暴力。於此同時她也對父親透過自傳書寫的敘事保持一定的距離，或許就是一種不講明白的對抗，但最後也清楚地呈現出，她透過電影進行敘事重寫更多是為了呈現兩代之間的連結，而不是對立。
然而電影讓人有一種「把素材組裝成一個設計好的故事」的遊戲感受，與其說導演想透過紀錄片來探討什麼事，更像是她在把玩敘事和觀眾的關係。所以她一方面隱藏自己，同時也隱藏或偽裝了她父母的意圖。她的概念比較像是「我和父親一樣，用不同的形式來寫我自己的敘事」，寫了什麼不是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姿態。
所以最後她又拉了她叔叔的華人離散敘事進來，像是把多方的敘事一起消解掉。例如影片中的「史帝芬之謎」在最後鏡頭才揭曉（可能的）答案，這部份讓我想到《大國民》（Citizen Kane, 1941），結果導演映後自己也提了大國民的 Rosebud。在這樣的敘事遊戲中，本來就沒有什麼是絕對真實的，唯一有的意義敘事就是後設。這和沙拉波莉的 Stories we tell 有些微妙的差別。因為莎拉波莉在後設之後，有再進去她創造的新敘事裏。
那天映後雪美蓮有談到片中一個段落，有一幕是她小時候居住的別墅對面貧民區火災的畫面，她的剪輯顧問就特別提出裏面潛藏的階級暗示，但雪美蓮說她自己之前是沒有想到那方面的。我想這也合理，因為是自已的回憶，不一定會想到別人看事情的政治框架，但素材組裝成電影後就不免放入政治解讀的空間。
後來讀到有人批評她在片中對母親的虛構，也只是一種硬加上原本沒有的女性敘事框架，如果從正面來看，或許她對這種框架遊戲還是有自覺，如果所謂華人的離散只是一種作文題目，重新框架好像也可以是種消極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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