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朋友》Bel Ami

《漂亮朋友》Bel Ami (2024)
導演：耿軍

耿軍導演的舊作先前我只看過《輕鬆+愉快》(2017)，當年入圍金馬最佳影片，卻沒讓我留下太多印象。當時我戲稱導演風格有點像阿基郭利斯馬基+北野武的混種，作品由段落式的冷調幽默串接而成，現在想來可能也有點蘇萊曼的影子，一種根植於家鄉的創作策略。當然形式上或許有些相似，但每位作者的內在性格完全不同。

耿軍去年新作《漂亮朋友》，在金馬獎入圍多項，可惜暫無機會在台灣上映，但透過小型影展放映的形式，有幸在高雄內惟藝術中心觀賞到本片。電影大致上保留了我對導演風格的印象，但其中的黑白攝影所營造的影像與構圖，以及人物臉孔、身體特寫的強調，與前作平面、疏離的荒誕氣質相比，反而增添了某種空間的深度與親密感。從映後與訪談得知，劇本創作起源於疫情中隔離的經驗，這形式或許反映出導演意圖訴說一個人與人之間互相靠近的故事。

耿軍過去作品的內容，主要建構在他成長的東北工業小鎮鶴崗，演員也是長年合作的同鄉舊識，主演張志勇、徐剛和薛寶鶴在片中都使用了本名，「隔離」與「試探」的概念讓他們都成了在壓抑環境中尋找伴侶的男同志，相互交錯在封閉、超現實與寓言化的小鎮裏。可能是順著同性戀的主題，劇本也設計了另外一條支線，關於借精生子形婚的一對女同志的故事。故事沒有直接指涉疫情，而是讓時間往回提早了十年，回到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的年代，同志的存在困境變成作者挪用來述說更大更廣泛主題的策略，一個在社會體制壓迫中尋找自由，尋找愛與朋友的故事。

不符合主流審美的中年男同志愛情故事，在影展時成為本片宣傳的特色，也成了其中的矛盾所在。電影的主創和主演並不具備同志的身份，電影中呈現的東北同志地下網絡，與其說是寫實的再現，更像是慾望與權力結構的寓言。無論是情節的脈絡或性與身體的運用，都有別於一般同志電影裏的感性，更像是異性戀想像的同志，挪用來做為政治寓言的載體。所以裏面偶爾出現一些看似刻板或政治不甚正確的笑點，同志族群在身份政治下的「再現」需求，也很難說得以在電影中得到滿足。但聞天祥在本片映後向導演提問何以會想創作一個關於同志的故事前，也先澄清他不認為應該限制創作者的拍攝題材，做為為本片辯護的宣示。 

類似的爭論可能要看不同作品各自的脈絡與成果來考量，就我看來《漂亮朋友》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努力去避開剝削與獵奇的嫌疑，大部分的怪異與唐突很多時候更接近耿軍獨特的幽默感。尤其他的劇本致力於精煉對白，刻意讓人物說出接近哲思辯論而不像是口語的台詞。而電影是如此關注在演員的形象與表演上，張志勇和徐剛很少讓人覺得他們刻意在肢體或腔調上去模仿同性戀的刻板印象，而他們的「不那麼像同志」更像是種本色演出，一種身處東北偏鄉普通藝文份子的姿態，一種耿軍作品中屬於相貌平凡人的「漂亮」。

片中張志勇在中年出櫃想要尋找伴侶的歷程，與其說是男同志在愛與性的探索，更多是在政治牢籠中人與人之間尋找契合同類的試探，一個初生之犢的歷險。不管是在公廁面對用錢買性的交易，或地下同志社團的權力結構，到薛寶鶴提議三人行的互利合作，張志勇想要追求的，無疑是一種更純真的精神上的愛情，而不是便宜行事的慾望發洩（戲外張志勇直稱這是一部純愛電影）。 徐剛受到張志勇吸引的契機並不在於外表的印象，而是張志勇面對權力威脅利誘下的不卑不亢，於是同志對愛情的追求，和抑鬱政治環境中人們尋找精神相通的「同志」，這兩件事在電影中奇異地成為同一件事。

片中兩人性愛的實踐也因此有了岐義的曖昧與趣味。其中兩次做愛的嘗試，第一次張志勇在床上不明究理地向徐剛吐了口水，引來徐剛對他賞了耳光，最終演變成荒謬的口水與耳光的競賽，情趣與羞辱的錯位最後讓張志勇落荒而逃。耿軍在映後QA解釋這場戲時，只說相愛真的很難，這契合於我對這場戲的理解，一方面是描述兩人初次性接觸時的不知所措，即使電影以一種荒謬趣味來展現，卻意外地有效與動人。但我額外的聯想是，性趣與羞辱的一線之隔，或許也連結到同志出櫃的痛苦經驗。整部片張志勇在尋找伴侶這件事上精神的矜持與潔癖，和他在床上慾望的謹慎曝露與試探，兩者間的衝突有一股難言的奇妙張力。

第二次兩人久別重逢之前，張志勇在餐館烤餅裏吃到一根頭髮，他要老闆娘跟他道歉，惹來老闆娘的嘲諷，竟讓張志勇開始打自己的耳光。這餅其實是徐剛做的，餅裏面的頭髮在電影開頭就曾出現，老闆娘說偶爾客人會在餅中吃到頭髮，「客人都會理解」。張志勇和老闆娘的對峙，是否讓他突然體認到他的微小矜持可能毫無意義，甚至錯失真愛？他開始賞自己耳光，如同先前徐剛對他口水的回應，但反而意外引來了正在門外的徐剛。再次相遇的兩人再沒有先前的謹慎與試探，接下來赤裸相見的性愛戲成為影片的高潮。

導演說在性愛戲拍攝現場的工作人員，都因為演員的投入與拍攝出美麗的黑白身體影像而感動。我認為這感動一部份在於，電影中同性性愛的展現本身就有身份政治上的意義，但這裏同時也加上了中國語境裏的政治表態，像是透過實踐對同志電影的想像所達成的反叛，去彰顯創作者心中更美好的精神價值。但這樣的挪用是否可以單純視為對同志族群的善意和尊重，並透過創作將其納入更普遍的情感結構中，或者仍免不了有利用同志符號，扭曲同志身體經驗的嫌疑？

不好說《漂亮朋友》是否找到這質疑的解方，但在BL與百合文本已然成為流行文化某種常態的現代，我個人更傾向善意地認為這是耿軍的創作風格和同志政治想像的互動實驗。比如片中女同志的描寫就明顯沒有男同志的生動，這或許是導演對演員和性別掌握上的熟悉度差別所致，但他硬是為女性角色的出場加上了怪奇的武打招式，以及「外星語」的運用，似乎也是自覺到必須在身體與表演上達成某種性別平衡。女性角色自在的擁抱親吻，對比於中年男性在身體上的拘謹，鏡頭沒有落入可疑的男性凝視，而在電影最後將視角翻轉為男男性愛的爆發。這樣直接的設想，再再都留下了作者創作上略顯生硬，力圖「正確」的痕跡，卻仍在其中保留了許多生澀卻自然，無關於正確與否的新鮮趣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