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麻菜籽》和《玫瑰母親》

《油麻菜籽》是1984年台灣導演萬仁執導的長片處女作，《玫瑰母親》是法國導演Léonor Serraille在2022年的新作，兩片本來沒太多關聯，但因各自的母親主題被片商排在台灣2023年母親節檔期上映，我也因此同一天在戲院連看了這兩部片。兩部都不是傳統的「母親節」電影，在刻劃親子關係時會顯露出母女和母子間的糾結的張力，互相關愛和互相傷害互為表裡，最後揭露的除了人性，還有整個社會結構的作用力。兩部片也各自都以時間推移的方式來述說這些力量與情感對角色的影響，最終導向某種半開放式的結局。兩者相似也相異的敘事結構都反應了各自關於台灣20世紀中期女性成長與20世紀末到新世紀法國非裔移民的經驗。從主題到說故事的方法間的異同，或許可以整理出一些觀察。

《油麻菜籽》(Ah Fei, 1984)
導演：萬仁

《油麻菜籽》的故事可約略分成三段，分別描寫女主角阿惠從童年到成年後的生活。電影在第一段時聚焦在婚姻關係中勞動受難的母親，帶出阿惠對女人身為妻子與母親的原初印象。在舉家搬離鄉下多年後的第二段，原本家暴又外遇的父親逐漸轉變成軟弱、慈愛卻旁觀的形像，母親成為掌控家庭的權力中心，她情勒丈夫與女兒，重男輕女地溺愛兒子。第三段阿惠成年後反而成為廣告公司主管，負擔了全家的經濟。她重遇學生時期被母親拆散的初戀情人，決定和對方共結連理，進而和反對兩人的母親產生激烈衝突。電影場景從鄉下山坡上的日式獨立平房開始（混合寫實/恐怖/通俗劇的類型混合景像），中間轉換到都市擁擠的貧窮街巷，到最後一家人住的大樓公寓，居住空間的變化象徵了時間、文化、經濟階級的流動。

電影主要圍繞在母女的緊張關係上，或許還可把父親納入，呈現三種性別與世代角色的流變（阿惠的弟弟比較是對照用的功能性角色，戲份不多）。母親身為典型的被傳統父權婚姻結構制約的扭曲女性，在時代社會轉變下反而更緊握保守的性別身份，在女兒成年後又拒絕放鬆對她的控制，鮮明地反應了台灣家庭關係中一種可能的創傷心結樣態，讓所有人都困在牢籠之中。有趣的是，當女兒決定結婚時，母親反而勸告她女性走入婚姻可能會影響現在的工作與收入，可見母親的立場更多是出自情緒與自利的動機，而不必然是特定的性別價值。

阿惠和母親「和解」契機，反而是因為兩人對結婚的美好期待成為女性某種共通的經驗與記憶。但電影沒真的處理婚姻和女性處境之間的矛盾，而是讓阿惠的職場女強人形像對照母親的舊時代苦妻身份，貌似消解了對性別結構的質問，一種時代己然賦權於女性的樂觀（簡便）看法。然而正因為觀眾已經看了一整部片的婚姻/家庭地獄，這種以新的婚姻做為結尾的出路自然顯得脆弱與曖昧，母女間的「和解」更像是在權力態勢更迭下的對峙後的勝負。

近尾聲值得玩味的一幕，母親以民俗禁忌為由不參加女兒的婚禮，於是阿惠為母親穿上婚紗展示（表達自己的勝利？），並出口要求母親拿取幼年時父親送她的洋娃娃（在父母間選擇的宣示），母親將洋娃娃交予父親後似無意地身體不穩絆了一腳，瞬間讓阿惠和觀眾在心裡同聲驚呼，此時影片接到阿惠童年對母親受難的回憶，將兩人的情感重新連結了起來。或許只有當母親老去與示弱才能消解這家庭的困境，為「幸福」的結局創造出一絲不安與滄桑的餘味。

《玫瑰母親》(Un petit frère, 2022)
導演：Léonor Serraille

《玫瑰母親》的法文原名Un petit frère意為「小弟弟」，指向片中母子三人中的小兒子，英文片名微妙地改成了Mother and son，台灣的中文片名更直接地取母親之名翻成了「玫瑰母親」，這種從兒子改換到母親的焦點多少影響了對電影觀點的預期。類似的曖昧也出現在《油麻菜籽》的英文片名Ah Fei上，電影乍看像是母親的故事，實際卻是女兒「阿惠」的視角。《玫瑰母親》同樣是關於三個角色的故事，敘事更直接把電影分成了三個章節，分別以母親、大兒子和小兒子做為各段落的主要視角。

電影故事開始於八零年代末期，約略是《油麻菜籽》結尾的數年之後，年輕母親Rose帶著兩位兒子從象牙海岸移民至法國，寄住在遠房親戚的房子，靠飯店清潔工作維生。她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難民，電影並沒有明指移民背後的逃難因素，不管是社會、經濟、婚姻㫮然，所以也不真的關於女性的創傷與身為單身母親的困苦，反而從親友對她的評價，直稱她有如「公主」，對生活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Rose拒絕別人介紹同鄉的男人給她，而是自由地和不同階層的白人男性交往，這些戀情從角色追求自由的浪漫動機（勞工），逐漸轉換成經濟上的考量（有錢的有婦之夫），搭配著巴黎的飯店、街景與天際線做為空間的提示。

數年後的第二段，大兒子Jean正就讀大學，並有交往的女友，而Rose在外地工作，讓Jean兄代夫職照顧弟弟。在Jean和並不關心他們的法國「繼父」打了一架後，Rose決定結束這段不倫關係，接受與同鄉男人的交往。然而之後Jean的學業仍一落千丈，並持續和新任的父親產生衝突。電影用一場舞廳獨舞戲標示了Jean困在失根的法國，透過反叛來表達對「父親」的無法認同。到了第三段，正在青少年階段的小兒子Ernest並沒有原生家鄉的記憶，他到白人同學的家裏過暑假，經歷了似有若無的性啟蒙（包括異性與同性），同學父母也很「政治正確」地表達親切如家人的態度。然而在假期結束返家時，他發現哥哥已經離開法國回到家鄉和父親與其他兄弟一起，憤怒的他因而展開和母親的長期冷戰。

在《油麻菜籽》中，導演萬仁和編劇侯孝賢與原著廖輝英，處理的是一種台灣內部的生命經驗。但Serraille身為法國白人女性導演，她在處理非裔移民的故事時，無可避免有種企圖從外部視角將角色納入法國共同經驗的張力。後來我才知道這題材是取自導演伴侶的人生經驗（她和非裔的伴侶育有兩子），而片名的「小弟弟」所指的Ernest這個角色，就我認為在這三人之中才是導演所認為真正的「自己人」，因為他的所有生命經驗來自法國。在電影最後，成年的Ernest成為一位哲學老師，劇本特意安排一場他被警察臨檢的戲，以表示即使他在法國生活長大，但仍然因為膚色而不被視為真正的法國人。

電影最後，Ernest和母親Rose的「對峙」，和阿惠與母親的衝突既相似又相異，兩者都是源自親子間的世代差異，和各自成長文化的社經階級結構，讓他們有著永遠無法彌補的鴻溝。但《油麻菜籽》仍本著女性的共同命運讓角色有和解的可能，《玫瑰母親》則是讓親子的斷裂懸而未決。這斷裂源自於移民的身份認同並沒有真正的落定，Rose的移民動機和Ernest的身份處境正來自於歐洲與外部的文化張力。Rose在年華老去後不時回鄉探親，似是放下過往的移民夢，只留下Ernest面對無法確定的未來，因為他已經沒有其他家鄉可以回去。

《油麻菜籽》的母女和解或許有著時代限制與商業考量，但近40年後觀賞這部片，深感故事在人物的性別樣板之外仍留下角色何以至此的時代脈絡刻劃，讓流露出的情感餘味足以穿越時間的考驗，可視為相對保守年代的性別政治偷渡。反之《玫瑰母親》這部片未來的命運仍然未知，導演努力地讓三位角色不安於他們的政治身份，卻也無可避免地陷入當代身份政治的框架，讓有些評論批評這部片說的太少，但本片的可貴或許正在於導演抗拒說得太多的誘惑。兩片的殊途同歸，在於各自都彰顯了電影重述個體生存經驗，將角色重新還原為人的嘗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