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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城影展兩度獲得金棕櫚獎的比利時兄弟檔導演達頓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 Luc Dardenne),在生涯評價最低點《沒有名字的女孩》(2016)的三年後,以《少年阿罕默德》(2019)在坎城拿下最佳導演獎,看似重回水準,影片卻在題材和評價上引起相當的爭議。
筆者實際看片時確實感受到兩種傾向的矛盾,其一是他們的「社會關懷」取向,達頓兄弟過去通常描寫白人底層階級,這次彷彿為了證明他們有能力與責任處理當前歐洲文化衝突的議題,將故事聚焦的族群轉向,編寫出一位沉迷於穆斯林極端主義的摩洛哥裔比利時少年阿罕默德(Ahmed),這位少年企圖刺殺他的老師以進行一場個人的恐怖行動。身為「老白男」的達頓兄弟要處理如此敏感的宗教文化議題,自然引起了資格論的爭議,片中少年表現出旁人難以理解的執迷,也引來對穆斯林標籤化處理的批評。
而另一取向則是導演搭擋過去經典作品的招牌元素:透過寫實精確的跟拍鏡頭調度,對偏執行為的主人公進行心理與身體的側寫,經由凝視「受苦」的體感經驗,進而感受角色的真實存在與人性在道德困境中轉化超越的可能(如《美麗蘿賽塔》《兒子》《孩子》)。雖然之後的作品也有同樣的特質,但因為引入多重角色及較具體的社會觀點,讓影片顯得更為情節及社會批評導向(《沈默的蘿娜》《騎單車的男孩》《兩天一夜》),然而達頓兄弟在社會結構批判與個人化敘事之間的權衡,一直是更偏向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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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阿罕默德》-- 現實主義的成功或是「政治不正確」的失敗?
(完稿於2020/3/25,刊登於《週刊編集》2020年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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