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登於鳴人堂2018/11/17)
《幸福城市》Cities of Last Things (2018)
馬來西亞出身的導演何蔚庭曾在紐約大學研習電影,之後以台灣為創作基地。在處女作長片《台北星期天》(2010)獲得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肯定後,接下來因拍攝計劃失利,導演在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四處幫人拍片還債,有些作品甚至不願意掛名,直至八年後推出的新作《幸福城市》,才成為意義上擁有創作自主權的第二部作品。
本片做為台韓法三國資金的製作,在台灣上映前已在加拿大多倫多影展亮相,並拿下影展的「站台」單元大獎(Platform Prize)。從導演的身份和作品的國際班底與資歷,《幸福城市》處處顯露出有別於一般台灣電影的國際化傾向。
三段式倒轉結構的類型引用,與離地的政治想像
影片採用三段故事的倒敘結構,描述發生在主角張冬陵人生不同階段的三個夜晚。據導演訪談的說法,這種敘事方式一部份的靈感,是來自於法國導演加斯帕諾埃(Gaspar Noé)的驚世暴力作品《不可逆轉》(2002),但我認為更相似的作品是韓國導演李滄東的舊作《薄荷糖》(2000)。電影不斷倒轉往回探究主角人生中每一階段的生命歷程,追問究竟是怎樣的過去造就了角色的悲劇人生。而李滄東正是在多倫多影展頒獎給《幸福城市》的評審之一。
《幸福城市》可能並不一定和《薄荷糖》有關聯,兩部片重要的差別,在於李滄東採用對特定歷史的回望角度,觀眾眼見每個時代的社會樣貌,其實都是加深主人公悲劇的原因,角色的故事因此也是國族的寓言。《幸福城市》有著類似的劇情結構,以未來—現在—過去作為時序安排,多了對未來社會的展望視角,卻因為取消和台灣現實的具體連結,而變成一種離地的想像。
第一段的中年老張(高捷飾)生活在有如反烏托邦科幻電影的近未來城市,人體植入晶片的設定讓人想到《關鍵報告》(2002)裡的眼球身份識別和《1984》式的社會監控,或許多少符合近年對中國信用社會發展的觀察,但更多是如科幻影集《黑鏡》般的普世寓言與科幻電影類型的引用操演。在韓國取景的異質老舊街巷,紅燈區的冷艷霓虹光影,和西方臉孔應召女子呈現的種族混雜,都像是引用自《銀翼殺手》(1982)的未來想像。
第二段的「現在」描述年輕警察小張(李鴻其飾)抓到一位在便利商店行竊的外國女子(Louise Grinberg飾),卻意外展開他人生最混亂的一夜。電影從前段的絕望科幻未來轉換成灰色的警匪類型,角色經歷惡夢般的暴力現實,逼人的不倫、敗德、暴力,逃逸而出的幻夢和性愛,都體現在夜色迷離的光影,與新黑色電影視覺風格的運用。
同樣第三段的「過去」延續了警匪黑幫元素,大姐頭(丁寧飾)在街頭巷弄閃躲警察的追捕,是台灣電影少見流暢的追逐場面。她和偷車的高中生小小張(謝章穎飾)一起被拷在警局,意外上演一場親子相認的人倫悲劇,演員的精準演出調度到充滿情緒張力的結尾皆令人難忘。
何蔚庭導演善於將異國卡司、西方電影類型語言與亞洲都市情境做跨文化結合,然而國際風格下與之而來的,是不接地氣的架空感與角色核心情感的缺乏。東西方的交會,留下還是離鄉的掙扎更屬於某種泛亞洲的焦慮。當然電影不必一定要和台灣情境緊密連結,但後面兩段挪用的台灣場景和懷舊元素,也因此缺少明確的文化意義。這城市可以不必是台北,純粹是類型戲劇的展演舞台。
封閉的人性刻劃,與形式的另闢蹊徑
單純從角色本身的故事來看,老張一方面想念著多年前和另一女子萍水相逢的一夜情緣,一方面又不斷追問妻子到底睡過多少個男人。背後的心理動機,則追溯到小張當年目睹妻子和警官上司偷情,以及隨後被同事暴力構陷成為警局貪污的代罪羔羊,加上小小張童年時母親的離去,到最後的生死相隔,張冬陵身為不斷被剝奪的受害者,報復似是他唯一的生存動力。貫穿全片的老歌《愛不要給太多》,諷刺地道出人性的悲劇是一種宿命,幸福的本質就是虛幻,你給出的愛必然會落入空無。
然而這樣簡略直白的人性悲觀論調,缺少角色和社會現實之間的價值對抗,實在難以經得起「幸福城市」這名字所可能隱含的政治命題。若和韓國許多「復仇電影」相較,本片對人性的琢磨,也沒有呈現受害者與施暴者複雜的立場論證,或是跨越暴力尺度下的道德曖昧,與無法逃脫的宿命感。當然觀眾永遠可以從各自的生命經驗與政治觀點,去解釋三段故事的情境,但電影脈絡下呈現出的主角,仍然只是一個單調、傳統的受挫男性敘事。
導演對生命悲觀本質的偏執,卻也很有意思地反應在電影的形式上。在電影開場的鏡頭,攝影機從下往上對著大樓頂端天空的一片空無,接著一名男子的身影從高處落下,直撲畫面而來,在鏡頭前摔個頭破血流。這略顯驚嚇的設計,正暗示著潛藏在空無之中突如其來的暴力。
於是在第二段小張臨時回家見妻子,在打開房門之前,我們完全可以猜到他必定會看到什麼。連同第三段的結尾大姐頭從車窗遠望小小張的畫面,當畫面背後突然現出一片空洞,看似突如其來的轉折,其實也在預期之中。
這些設計反應出何蔚庭導演一直以來對形式與影像的執迷,比如電影少見地使用35mm底片拍攝,全片卻充滿過剩到像是刻意製造出的影像雜訊,為畫面鋪上了一層干擾視覺的材質。這層干擾在第一段中,讓記憶與幻覺有如網路視訊的馬賽克般忽隱忽現,意外地貼合對未來世界虛擬數位化的想像。
然而在第二、三段中影像雜訊就失去明確的意義,一個可能的詮釋是,干擾是為了讓觀眾意識到影像本身的存在以產生疏離的效果,但情節原本就充滿不斷要求觀眾進入故事的情緒操弄,兩者間產生一種怪異的矛盾張力。
以身體、時間與空間構築而成的電影迷宮
從這角度切入,可以更清楚地察覺到三段故事在形式上的呼應,與彼此敘事隱約的連結滲透,構成了電影情節之外另一層的意義結構。
如小張和異國女子一夜的記憶,如何在未來繁殖增生成紅燈區中多位面孔相似難辨的應召女子;或是老張對胎記的執著,如何牽連到小小張和母親之間的身體連結。未來世界手腕植入的晶片可以取代本人的存在,身體可以不斷透過醫學技術美化與改變,但是肉體的疼痛與記憶,卻也是錨定人的存在與主宰情感的神秘根源。第二段中的肉體暴力與性愛,因而成為兩位語言不通男女之間微妙的感官連結。
若是看本片在空間和地理上的處理,三段故事都發生在封閉的情境,行事動機和空間場景一段比一段限縮。從城市轉換到家庭、警局,到最後一段小小張和大姐頭被拷在柱子的兩側,以及結尾兩台車內各自分隔的空間與相互分離的移動,都暗示所有角色陷入了不由自主的困境。
又或是未來老張的女兒即將移民國外,和現在小張與外國女子遠走高飛的約定,連結到過去剛從國外回來的大姐頭。這種家鄉與異鄉,留下或離去間的各種取捨與無可奈何,在架空世界中形成宿命的結構。大姐頭試著安撫卻也無法向小小張解釋為何母親無法歸來。所有人做出的選擇和原因已不再重要,反正到頭來都是不值得的。
《幸福城市》就像是個自我證成的悲劇故事,也是透過身體、時間與空間構築而成的電影迷宮。導演何蔚庭對電光幻影的偏執迷戀,透過銀幕向觀眾直衝而來,雖然仍舊難以彌補劇本的不足,卻有種理不直氣仍壯的能量。
我還是私心期待未來導演能有更好、更完熟的劇本與故事,拍出更令人信服的作品。只是不確定何蔚庭下一部作品是會更落地,還是會走向更為國際化的風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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